驳复仇议思想内涵

臣伏见天后时，有同州下邽人徐元庆者，父爽为县吏赵师韫所杀，卒能手刃父仇，束身归罪。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且请“编之于令，永为国典”。臣窃独过之。

臣闻礼之大本，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子者杀无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理者杀无赦。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旌其可诛，兹谓僭；坏礼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向，违害者不知所立，以是为典可乎？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

向使刺谳其诚伪，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则刑礼之用，判然离矣。何者？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枕戈为得礼，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

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且其议曰：“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是惑于礼也甚矣。礼之所谓仇者，盖其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杀之，我乃杀之”。不议曲直，暴寡胁弱而已。其非经背圣，不亦甚哉！

《周礼》：“调人，掌司万人之仇。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又安得亲亲相仇也？《春秋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议者反以为戮，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

请下臣议附于令。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谨议。

柳宗元的这篇《驳复仇议》，是针对陈子昂的《复仇议状》而发的。既名为“驳”，就需要在了解对方论点的基础上，逐一加以辩驳，这对文章的逻辑性要求极高。陈子昂的议论，情理兼顾，颇得人心，在此情况下要提出驳议，其难度可想而知。柳宗元此文条分缕析，声情并茂，可谓辩驳文章的上乘之作。

武则天当政时，同州下圭人徐元庆之父徐爽，被下圭县尉赵师韫杀害。后赵师韫入朝为御史，徐元庆则更姓易名，在驿站之中充当仆役。过了很久，赵师韫恰好住在这个驿舍中，徐元庆便趁机亲手杀死了他，然后，投案自首。对于这个案件，当时朝中有不少人认为徐元庆为父报仇，是孝义刚烈的行为，应赦免他的罪；而陈子昂则认为，按照法律，擅自杀人的要处死。因此，他建议，应当对徐元庆依法论死，然后再对他替父报仇的行为予以表彰，并将此事编入律令。当时，大家都赞同陈子昂的主张。

在论述自己的观点时，柳宗元先从一桩杀人案入手，分析“礼”“法”的区别和联系，然后逐层递进，驳斥陈子昂在这件案子上的谬论，引出自己的观点，论据翔实，分析到位，极具说服力。

柳宗元在论述中主要采用了演绎推理的方法。他先驳斥陈子昂的谬论。陈子昂认为“礼”“法”相辅而成，不能有所偏颇，要做到二者兼顾。柳宗元针对这一观点，找出它的矛盾之处，然后指出这样做的危害。也就是说，他紧抓陈子昂观点的要害不放．驳斥“诛而后旌”的谬论。

柳宗元首先论证了“礼”和“刑”的辩证关系，指出他们虽然本质上相同，但针对的具体对象和发挥的作用并不一样，从而得出“旌”和“诛”不可同时使用，否则会亵渎法典和破坏礼仪。紧接着，柳宗元提出应该遵循圣人查明真相以定赏罚的原则，在辨明事情原委的基础上准确地进行表彰或惩处，以此批驳陈子昂的谬论，从而肯定徐庆元的行为。

柳宗元在文章中引用许多事理作为论据，还直接或间接地引用儒家经典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这样就增加了论据的分量。使文章更有说服力。为增强文章的气势，他在列举证据或进行论证后，经常用一句简洁的反诘句结束，这不仅可以启发读者的思考，更能加强语言的力度，营造一种逼人的气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