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44年（天宝三年）的夏天，李白离长安至洛阳与杜甫相识，后又与杜甫、高适畅游梁宋（开封商丘一带），过着饮酒论文、追鹰逐兔的放逸生活。此诗当写于李白从梁宋到幽蓟（幽州和蓟州）时。此诗写和苏明府于淇水分别。诗人笔下，淇水景色壮丽，女子姣美。当时的淇水下游当是天下较富庶的地方，水面千船竞发，岸上万车争道。作者以苏秦比苏明府，颂扬他为人豪爽，仗义疏财。最后抒写别情，盼再次相见。

长安东南三十里处，原有一条灞水，汉文帝葬在这里，所以称为灞陵。唐代，人们出长安东门相送亲友，常常在这里分手。因此，灞上、灞陵、灞水等，在唐诗里经常是和离别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词本身就带有离别的色彩。“送君灞陵亭，灞水流浩浩。”“灞陵”、“灞水”重复出现，烘托出浓郁的离别气氛。写灞水水势“流浩浩”是实写，但诗人那种惜别的感情，也正如浩浩的灞水。这是赋，而又略带比兴。

“上有无花之古树，下有伤心之春草。”这两句一笔宕开，大大开拓了诗的意境，不仅展现了灞陵道边的古树春草，而且在写景中透露了朋友临别时不忍分手，上下顾盼、瞩目四周的情态。春草萋萋，会增加离别的惆怅意绪，令诗人伤心不已；而古树枯而无花，对于春天似乎没有反映，那种历经沧桑、归于默然的样子，比多情的芳草能引起更深沉的人生感慨。这样，前面四句，由于点到灞陵、古树，在伤离、送别的环境描写中，已经潜伏着怀古的情绪了。于是五六句的出现就显得自然。

“我向秦人问路岐，云是王粲南登之古道。”王粲，建安（汉献帝年号，公元196～220年）时代著名诗人。公元192年（汉献帝初平三年），董卓的部将李傕、郭汜等在长安作乱，他避难荆州，作了著名的《七哀诗》，其中有“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的诗句。这里说朋友南行之途，是当年王粲避乱时走过的古道，不仅暗示了朋友此行的不得意，而且隐括了王粲《七哀诗》中“回首望长安”的诗意。友人在离开灞陵、长别帝都时，也会像王粲那样，依依不舍地翘首回望。

“古道连绵走西京，紫阙落日浮云生。”这是回望所见。漫长的古道，世世代代负载过很多前往长安的人，好像古道自身就飞动着直奔西京。然而西京的巍巍宫殿上，太阳快要西沉，浮云升起，景象黯淡。这带有写实的成份，灞上离长安三十里，回望长安，暮霭笼罩着宫阙的景象是常见的。但在古诗中，落日和浮云联系在一起时，往往有指喻“谗邪害公正”的寓意。这里便是用落日浮云来象征朝廷中邪佞蔽主，谗毁忠良，透露朋友离京有着令人不愉快的政治原因。

从诗中来看，行者和送行者除了一般的离情别绪之外，还有着对于政局的忧虑。“正当今夕断肠处，骊歌愁绝不忍听。”骊歌，指逸诗《骊驹》，是一首离别时唱的歌，因此骊歌也就泛指离歌。骊歌之所以愁绝，正因为诗人所感受的，并非单纯的离别，而是由此触发的更深广的愁思。

诗是送别诗，真正明点离别的只有收尾两句，但却始终围绕着送别，诗人抒发的感情也绵长而深厚。这首诗的语言节奏和音调，表现出诗人欲别而不忍别的绵绵情思和内心深处相应的感情旋律。诗以两个较短的五言句开头，但“灞水流浩浩”的后面三字，却把声音拖长了，仿佛临歧欲别时感情如流水般地不可控制。随着这种“流浩浩”的情感和语势，以下都是七言长句。三句、四句和六句用了三个“之”字，一方面造成语气的贯注，一方面又在句中把语势稍稍煞住，不显得过分流走，则又与诗人送别友人而又欲留住友人的那种感情相似。诗的一二句之间，有“灞陵”和“灞水”相递连；三四句“上有无花之古树，下有伤心之春草”，由于排比和用字的重叠，既相递连，又显得回荡。五六句和七八句，更是顶针直递而下，这就造成断而复续、回环往复的音情语气，从而体现了别离时内心深处的感情波澜。围绕离别，诗人笔下还展开了广阔的空间和时间：古老的西京，绵绵的古道，紫阙落日的浮云，怀忧去国、曾在灞陵道上留下足迹的前代诗人王粲等等。由于思绪绵绵，向着历史和现实多方面扩展，因而给读者以世事浩茫的感受。

李白的诗，妙在不着纸。像这首诗无论写友情，写朝局，表面上是用文字写出来的，实际上更多地是在语言之外暗示的。诗的风格是飘逸的，但飘逸并不等于飘渺空泛，也不等于清空。其思想内容和艺术形象却又都是丰满的。诗中展现的西京古道、暮霭紫阙、浩浩灞水，以及那无花古树、伤心春草，构成了一幅令读者心神激荡而几乎目不暇接的景象，这和清空飘渺便迥然不同。像这样随手写去，自然流逸，但又有浑厚的气象，充实的内容，是其他诗人所难以企及的。

王屋山在今河南省济源市西北，自古为道教圣地，号称“清虚小有洞天”，位居道教十大洞天之首。开元年间，唐玄宗在王屋山为道教上清派宗师司马承祯敕建阳台观，司马承祯是李白的诗友，可能是应他的邀请，公元744年（唐玄宗天宝三年）的冬天，李白同杜甫一起渡过黄河，去王屋山，他们本想寻访道士华盖君，但没有遇到。可能是这时他们遇到了一个叫孟大融的人，志趣相投，所以李白挥笔给他写了这首诗。

值得注意的是，李白在劳山（“崂山”在古代的另一个写法）时并没有当场吟诗，而是在离开崂山之后不久，以回忆的笔调写的。滑稽的是，唐朝的大部分皇帝都仅仅因为自认为是道教创始人李聃的后裔而把道教奉为国教，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更加滑稽的是，李白仅仅因为也姓李而去凑这个“道教至上”的热闹。他之所以去崂山，是因为唐朝另一位老道吴筠的怂恿。吴因为进士不第而学道，在744年遇到李白之前，已经去嵩山和茅山修炼过多年。李白到了崂山，印象更深的是海，而不是山，所以，他先说“东海”（东边的海，泛指，而不是现如今作为专有名词的“东海”），然后说“劳山”。

饮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是核心部分。所以很多事物，或者说很多对事物的体验，都是用饮食来比喻。“餐紫霞”典自颜延年的诗句“本自餐霞人”。这是把紫霞比成了食物。这个比喻在西方人看来，肯定是颇为不雅。但在中国，因为饮食是文化，而且是高雅文化，什么都可以吃，意味着什么都可以文化；所以，李白在崂山上大张着嘴，做咀嚼紫霞状，不是什么刹风景的举动，反而增添了不食人间烟火的仙气。接下来，还是写吃。李白惯用夸张法，曾经有“燕山雪花大如席”这样的狂譬，把枣子比成瓜虽然不是那么张狂，但也够夸大的。有人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辩护说，崂山土肥水富，枣子真有鸡蛋般大的。这样的辩护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是对李白创作风格的误解。在我看来，如果是出自李白之口，那么，说“劳山枣子大如鸡”，都是可以的。

况且，这个比喻典自有关安期公的传说。据《史记》说，安期公吃的枣子大得像瓜。“安期公”本来是琅琊郡的一位隐士，在海边以卖药为生，老而不死，后来得道成仙，被称为“千岁翁”。他是传说中的人物，吃的是传说中的枣子；一个一千岁的人吃的枣子即使没有100年的生长期，恐怕也有几十年吧；几十年的枣子长得像个鸡蛋，就不足为奇了。

秦始皇分天下为36郡，其中之一为琅琊郡，那时，别说是崂山，连青岛都属于琅琊。秦始皇东巡的最后一站就是琅琊，曾经召见过这位比彭祖还寿长200年的安期公，密谈了三天三宿。安期公离开时，给秦始皇留言，“千年之后，求我于蓬莱山下。”因此，有一种传说认为，秦始皇派遣徐福等人入海去求的就是这位“千岁翁”。李白到了崂山，当然会听说或想起这位道教传说中的神仙，但说他“亲见安期公”，是绝对不可能。于是，又有人圆场说，李白所见的是另一个叫“安期公”的人。这样的解释累不累啊？李白自己说“亲见”就一定是亲眼所见了吗？未必也。《梦游天姥吟留别》曰：“空中闻天鸡。”难道天空中真地出现了一只鸡，李白真地听见了它的啼鸣？有人非得穷首皓经地去统计“李白斗酒诗三百”是哪三百首诗，或去考证“白发三千丈”中的“丈”是唐朝的计量单位从而证明“三千丈”是实指，这些都是陋儒的思维？这样的思维与诗人的思维有天壤之别。

白居易《长恨歌》起篇就是“汉皇重色思倾国”。瞧，“俺嘲讽的不是你李隆基，而是汉朝的某个昏君。你可别找我的麻烦，让我吃文字官司啊。”这等于给文字狱打了预防针。李白所拜谒的皇帝就是唐玄宗李隆基，拜见的时间是

742年，当时他已经41岁了，所以说是“中年谒汉主”。李白坚信自己是天才，而且坚信“天生我才必有用”；所以，他是抱着很大的抱负奉召入京的；但到了长安，他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唐玄宗自己此时已沉湎于声色犬马，只想让李白当词臣，给他歌功颂德、粉饰太平，所以只给了一个翰林院的虚职。李白是何等人，哪受得了这等窝囊气，因此，他感觉颇为“不惬”。他在长安的酒肆、青楼赋闲、荒唐、等待了三年之后，绝望了，也厌倦了。他跟唐玄宗说，自己想还乡。唐玄宗知道他去意已决，同时知道他未必真想回老家，而是想纵情山水，所以给他写的手谕是“恩准赐金还山”。纵情山水的人是把山水当成家的，所以“还山”就是“归家”。

眼看自己年纪大了，仕途不再有望；于是，李白的济世之志转为出世之思。《抱朴子》说，人服了金液就可以成仙，就可以腾云驾雾。在上古，就有神仙以云为车的传说。诗写到这里，李白已经沉醉于自己的想象，连车子都为自己准备好了，连在天上的工作都为自己找好了——跟仙人们一起扫扫落花而已。多么轻松、惬意、逍遥。

唐玄宗是李白诗歌的“粉丝”（fans），李白离开了长安，但他的诗通过各种渠道及时地传到皇帝的耳朵里。这首崂山诗激发了唐玄宗对崂山的浓厚兴趣，4年之后，他派遣几名道士前往崂山采药，并将崂山命名为“辅唐山”，简直把崂山视若左臂右膀了。上行下效，崂山因此而出了名。这不能不归功于李白的诗篇。

此诗开篇云：“吴山高、越山青，握手无言伤别情。将欲辞君挂帆去，离魂不散烟郊村。”结尾云：“挹君去、长相思，云游雨散从此辞。欲知怅别心易苦，向暮春风杨柳丝。”可谓感人至深，然则别人之义却不见于题目。郭沫若先生曾褒扬李白性格中天真脱俗的一面，批评其看重功名的一面，而最后落脚在对李白临终那年写的《下途归石门旧居》一诗的诠释上。他对这首向来不受重视的诗评价极高，视之为李白的觉醒之作和一生的总结，说它表明“李白从农民脚踏实地的生活中看出了人生的正路”，从而向“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整个市侩社会”“诀别”了。

全诗可分为三段，下面就逐段进行分析。

诗的开头五句，是写李白与元丹丘在茅山告别的情形。“吴山高，越水清。”这是点出告别的地理环境，在吴山越水之际。此地应指的是茅山（在今江苏句容县），而不是横望山（在今安徽当涂县东六十里）。因茅山在东汉以来，就是道教的圣地和中心，而且在吴山越水之间。南朝道士陶弘景所隐居之地，据《南史》本传中说是在“句容之句曲山”，即茅山。《弘志句容县志》中记载，陶弘景的隐居之所和炼丹之处也都在茅山。元丹丘在天宝末到江东访道，当在茅山而不是横望山。此五句说，在吴山越水之间的茅山，李白紧紧握着老友元丹丘的手，在默默无言地告别，马上就要乘船离去了，但是他的心还萦绕在老友的身边不忍离去，河岸边但见烟绕郊树，情景凄迷，一派黯然伤别的气氛。

这对交情深厚的老朋友，在无言泣别之际，几十年交往的情景，都油然涌向心头。以下十四句是他们对往事的回忆。

首先是李白和元丹丘在长安交游的回忆。元宝元年（公元742），元丹丘入长安为西京大昭成观威仪，他曾通过玉真公主（唐玄宗的御妹）将李白推荐给唐玄宗。玄宗一开始像对国士一样对待李白。李白初到皇宫被召见时，玄宗皇帝“降辇步迎，如见园、绮。……遂直翰林，专掌密命。”（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序》）李白对元丹丘这一推荐之恩，终生都不会忘记的，所以在这首赠给元丹丘的诗中，首先就提到这件事。当时二人同在长安。春天，他们一同在长安酒市中饮酒；年节时，他们又一丽封王公显贵家里去赴宴。接着又回忆他们一同求仙学道的事。李白非常羡慕元丹丘道书满架，素书满案。在洁白绢素上写满了朱色的字迹的道经和符箓，在李白看来竟如霞光一样的灿烂。“余尝学道穷冥筌，梦中往往游仙山。何当脱屣谢时去，壶中别有日月天。”这段文字是李白当时热衷道教神仙的忠实写照。“穷冥筌”就是探索成仙得道的奥妙和绝窍。“脱屣’是说抛弃尘俗的牵挂，就像脱去鞋子一样，不值得留恋。“壶中”句是引用了一则道教神仙故事。有一个叫施存的人学道，邂见一个叫张申的老人。此老人常悬一壶，如五升器大。能变化为天地，中有日月如世间，夜可宿壶内。此人自号为“壶天”，别人称他为“壶公”（见《灵台冶中录》，《后汉书·费长房传》亦载此事，文字有所不同）。这里“壶中”指的是不同于人世间的神仙世界，所以说是“别有日月天”。李白为什么这样热衷于神仙道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在人间“行路难”，“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他在政治上遭到惨重的失败才不得不遁入道流。另一方面是道教的神仙世界，确实有吸引人的地方。对于在现实中遭受挫折，受到压抑的人们，道教的神仙世界无疑是他们展现精神自由的理想天国。在这里他们受伤的心灵可以得到慰藉，疲惫的身心可以暂时得到休息和恢复。

从“俯仰人间”以下四句，写的是李白与元丹丘从嵩山分别以来到今日茅山相逢的经历。“易凋朽”句，是感叹人生时光易失，二人相别之久；“锺峰五云”句是即目抒情，同时以青山的不朽感慨人生的易朽。“锺峰”是指金陵的锺山，茅山离金陵不远，晴日镳山在茅山可见。“五云”是指茅山的五云峰，二峰在元丹丘茅山的隐居处的窗口上即目可见。“玉女窗”是嵩山峰顶上的一处名胜风景，此处代指嵩山。“洪崖”是道教中的仙人，此指元丹丘。开元中，李白曾从元丹丘在嵩山求仙学道，他们曾一同游过嵩山上的玉女窗等风景名胜。后来二人就分别了。如今他们又在道教名山茅山上会面怎能不令人把手高兴呢？以上是本诗的第一段，写李白与元丹丘在茅山告别的情景，并回忆了几十年的友好交往，二人在长安的交游，一同求仙学道具的经历，昔日从嵩山分手，今日在茅山重逢等种种情景。

从“隐居寺”至“遥相待”十一句，是本诗的第二段。描写回忆李白与老朋友见面、重游茅山的情景和感慨。

“隐居寺，隐居山。陶公炼液栖其间。”陶公是指道教茅山宗的开山人陶弘景。他曾在茅山长期隐居炼丹。隐居寺，隐居山自然都是在茅山。此句中的陶公，当也有暗喻元丹丘的意思，说他在茅山修道炼丹。“灵神闭气昔登攀，恬然但觉心绪闲。”此二句是说李白年轻时曾攀登过茅山，那时是步履轻健，如走平地，觉得非常轻松。言外之意是说自己的腰脚如今已大不如昔了。“数人不知几甲子，昨来犹带冰霜颜。”此二句是指此次重见面的茅山几个老朋友，他们如今也都是满头霜雪，鬓发皆白了。“几甲子”，即几百岁之意，一甲子是六十年。说不知道他们有“几甲子”，是故意神而奇之。犹如说他们是“老神仙”，不知道他们有多大岁数。“我离虽则岁物改，如今了然识所在。”此二句说，我离开这里的年岁已久，虽然时过景迁，许多地方和景物都改变了模样，但是，对以前的旧游处，我还是能清楚地辨认出来。郭沫若将“如今了然识所在”一句，解释成“表明李白是觉悟了，要和一切迷信幻想脱离了。”（《李白与杜甫》第91页）这显然是望文生义，是不符合此诗原意的。“别君莫遭不尽欢，悬知乐客遥相待。”意即这次重游虽然时间仓促，旋即告别，君莫要因没有尽欢而感到歉意，在我未来之前你就早做好了迎接我的准备，你的好客之情我是早就予料到的。

从“石门流水”以下的十二句，是本诗的第三段。写李白辞别元丹丘将要回到石门旧居的情况和感想。紧扣了此诗的题目，《下途归石门旧居》。石门竟在何处？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清人王琦说此诗中的石门在横望山。我们不同意他的说法。冲国叫石门和石门山的地方甚多，有十几处，在李白的诗中就有丘家中去，也不会将朋友的家说成是自己的旧居。鲁郡石门，薄李白东鲁的家很近，极有可能有旧居在那里，但与此诗中所写的石门不合。诗中写道：“石门流水遍桃花，我亦曾到秦人家。不知何处得鸡豕，就中仍见繁桑麻。”诗中的石门，显然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的翻版“不知”二句，显然是《桃花源记》中的“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改写。李白所说的“秦人家”当是指桃花源一类的避世之所，决非是他，鲁郡故居附近的石门山。而应是李白所一直艳羡的南朝山水诗人所最喜游览的永嘉石门。“康乐上官去，永嘉游石门。江亭有孤屿，千载迹犹存。”（《与周刚清溪玉镜潭宴别》）“缙云川谷难，石门最可观。瀑布挂北斗，莫穷此水端。喷壁洒素雪，空潆：生昼寒。”（《送王屋山人魏万至王屋》）这个永嘉石门的所在地，就是道书中所谓的“元鹤洞天”、“乃三十六洞天第三十”（《浙江通志·处州·青田县》）的道教胜地，又是谢灵运笔下的名胜之地，当然也是李白所向往的世外桃源了。所以诗中说；“翛然远与世事间，装鸾驾鹤又复远。”就是说他要逃遁世事，远离人间，乘鸾驾鹤，远远地飞向神仙世界。所以说，诗中的石‘门，不可能是他东鲁故家附近的鲁郡石门，而只能是桃源仙境、门，不可能是他东鲁故家附近的鲁郡石门，而只能是桃源仙境、神仙洞天的永嘉石门。

这样，诗题中的“下途”二字也好解释了，就是离开茅山李一自所要去的下一站，就是永嘉“石门旧居”，因李白多次在浙东漫游，永嘉石门也有他的旧居，是极可能的。“何必”二句，显示李白藐视权贵、轻视富贵的思想，表现了李白受道家影响所形成的旷达超脱、不受外物所役的自由人格。可以说这是道教影响，所给予李白的积极面。

“揖君去，长相思。云游雨散从此辞。”，“云游”一句，郭沫若解释说“这不仅是对于吴筠的诀别，而是对于神仙迷信的诀别。……更可以是说对于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整个市侩社会的诀别。”（《李白与杜甫》第98页）这样解释虽可以拔高李白的思想境界，但可惜大违诗人的原意。李白的意思不过是与老朋友元丹丘揖别而去，从此他们就像云飞雨散一样，天各一方，彼此只有两地长相思了。仅此而已，并没有与道教神仙、与市侩社会诀别的微言大义。因为在魏晋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道、释三教的思想就像是思想血液中必不可少的成分，流动在每个中国文人的血脉里，只不过各种思想成分的比例在各个人身上不同罢了。或者是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各种思想在他心中的地位，发生了此涨彼落或彼涨此落的变化，但决无完全向某一思想诀别之说。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正如李白此诗最后二句所说。“欲知怅别心易苦，向暮春风杨柳丝。”这本来是说他相思别离之情思，绵绵不绝，如同春天的柳丝一样坚韧，不易折断。我们也可以借此解释，说他对道教的感情，就如绵软的柳丝一样的细长坚韧，是很不容易折断的。尽管在他的晚年对道教的神仙迷信确实有所觉悟，但他对道教仍还是一往而情深。

此诗明显是李白赐金还山回到山东单父(现单县)所作，当时杜甫高适与他一同来到这里，当然是李白请客，唐玄宗刚刚给了他不少黄金，沿途也收了不少馈赠，除掉给济州道士们的钱，估计还有不少赢余，后来在这里造酒楼，以及在龟阴买的地大约也是用这笔钱。

当时三人一定很爽，难怪杜甫到死都没有忘记李白，吃了别人的嘴软哈!那高适就有点不够哥们了，帮助李白出狱是宋若思干的，他在旁边看热闹，其实，当时他比小宋的官大，也是直接管李白的事儿的，恩，不哥们!

单县故事不少，牌坊也比较有名，李白当初也在这水边喝过酒，就把这些照片一起发给大家玩玩。

李白的交道是很广泛的，王公、官僚、隐士、平民，无所不有；李白的交际手段也是很高明的，往往短时间接触就可以深交，比如和汪伦等的交往。从此诗也可以感觉李白交际的技巧和深情。读者面对“还惜诗酒别，深为江海言。明朝广陵道，独忆此倾樽”这样的诗句，的确难以不感动。此诗对景物的描写可以用两字来形容：精准。

李白集中存有酬赠崔侍御诗十一首，大多是在金陵（今江苏南京）一带写的。这组诗当是公元753年（唐玄宗天宝十二载）秋李白南游至宣城（今属安徽）时所作。关于崔侍御为何人，学术界尚存争议。郁贤皓《李白诗中崔侍御考辨》认为，崔侍御即是崔成甫。这两首诗感叹光阴易逝与怀才不遇，表达了作者与友人的情谊，也蕴含了抱负未能实现的苦闷。

《戏赠杜甫》是李白赠杜甫的诗。李白和杜甫，这两位唐代大诗家，虽然在年龄上李大杜小，相差了十一岁，他们却成了忘年之交。对诗歌艺术的狂热喜好和高深造诣，促使他们成为志同道合的知交，而共同的远大抱负、正义立场以及在政治上的失意境遇，更使他们情同骨肉，终身不逾。这高尚的友情，和他们美妙的诗歌一样，垂诸千古。

在李白和杜甫的诗歌交往中，相互赠和很多。李白的这首《戏赠杜甫》，引起过前人的误解，都出在这个“戏”字上。郭沫者对此有过精辟的辨析。自从唐人孟棨解说为李白讥笑杜甫作诗拘束之后，似乎成了定论。郭沫若不然其说，是高明的见解。郭对诗的末两句解释为李问杜答，信增亲切，不失为一说。其实，“戏”字并不都是讥笑的含义，也可以解作“开玩笑”。古人写诗题为“戏赠”，并不都是嘲弄，有许多都表示善意的玩笑语，而玩笑语之中，往往是些真情实话，倍觉亲切可爱。

此诗前两句运用铺叙的手法来描绘出一幅李白在饭颗山上遇见头戴着竹笠的杜甫的重逢情景；末两句为李问杜答，新颖别致，给人以信增亲切之感，似是玩笑之话而实为肺腑之言。全诗通俗易懂、言简意赅，生动诙谐地塑造了杜甫苦心作诗的形象，亦暗喻自已也“为作诗苦”，情深意浓，体现了李白与杜甫之间的真挚友谊。

此诗幽默诙谐，甚至滑稽梯突，类似于打油诗。其实这并不是李白嘲讽杜甫作诗拘束迟缓，更不能说李白看不起杜甫。《戏赠杜甫》是朋友间的游戏文字，谑而不虐，体现了李白对杜甫的知己和关爱。一方面，杜甫“穷年忧黎元”，写作极认真，“语不惊人死不休”，正如宋人葛立方在《韵语阳秋》里说的那样，“杜诗思苦而语奇”（接下来的一句是“李诗思疾而语豪”）。另一方面，他又仕途坎坷，穷困潦倒，可能营养不良。李白显然了解这些，而自己的处境也不比他好，不过达观些，随便些，又大了十一岁。

因此，李白实际上是以此诗劝慰杜甫，诗歌当不了饭吃，不要为了写诗太苦了自己，太瘦了不好，要注意自己的健康。而李白作诗比较洒脱，信口拈来即是诗，而杜甫作诗向来是苦费心思的，苦用心的结果在李白的眼里便成了身体消瘦的原因，这样不仅作诗苦的“苦”字有了着落，连太瘦生的“瘦”字也有了来历。诗的后两句采用了一问一答的形式，新颖别致，给人以亲切之感。

这末两句，即使解作都是李白的话，也未尝不显痛切关怀之情。要知道，李白也是专心致意于诗创作的，也一样“为作诗苦”。共同的爱好，共同的习性，共同的甘苦，才有这共同理解的似是玩笑之话而实为肺腑之言，多么亲切感人！李白是把人生的诗情揉得最好的人之一，从《戏赠杜甫》这首诗中可见一斑。